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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的文化根源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00年）提出了“唯一不变的是变化”这一观点。许多世纪后的1992年，喜剧演员比尔·希克斯，与其说是哲学家，不如说是个说真话的人，在他最受赞誉的单口喜剧表演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世界就像游乐园里的游乐设施…… 这个设施上上下下、转来转去，充满刺激和惊悚…… “只要我们想，随时都能改变它。” 然而，变化在全球的分布并不均匀。松文化以其开放性和宽容性，欣然接受变化，也更能适应新出现且可能更好的理念。相比之下，紧文化有着更强的社会管控和一致性，它们坚守稳定和现状，要花费更长时间去适应新情况。 例如，当被问及是否参与过或计划参与任何形式的集体政治行动（从签署请愿书到参加示威）时，松文化中的人们大多给予肯定回答，而紧文化中的人们则更多给出否定回答。松文化不仅拥有高度开放的媒体，允许无审查的异议存在，人们甚至还支持表达那些他们觉得厌恶的观点。2007年，在一场反对时任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 - 内贾德访问哥伦比亚大学的集会上，一名抗议者自豪地举着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人人享有言论自由。哪怕是混蛋” ，并评论道：“如果剥夺任何人的言论自由，那就是剥夺所有人的言论自由。” 相比之下，紧文化国家对人们在公共场合的言论设置诸多限制。紧文化国家更可能存在专制政府，这些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强力镇压任何异议或审查媒体。毫不奇怪，国家的松度评级与“自由之家”对一个国家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开放程度的评级高度相关。像新西兰、比利时和澳大利亚等国拥有非常开放的媒体环境，各种观点都能畅通无阻。而像中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则对人们线上线下的言论加以限制。推特分析部门报告称，2017年，土耳其政府及其他官员要求删除本国公民账户内容的次数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甚至超过了以严格监控推特不当内容而闻名的俄罗斯。中国设立了“网络警察”来两百万人进行数字监控并消除叛逆思想。据报道，政府为了让公民更加循规蹈矩，正在研究一个“社会信用”体系，该体系会收集每个公民的行为数据，比如他们的债务偿还情况、驾驶记录，甚至他们对待父母的方式，并将其整合为一个单一分数，类似于信用评分。对于那些造成“干扰”的人，会扣除分数并实施制裁。 松文化中的人可能会认为这些限制过于严格，而且国家绝不应该干涉媒体。但实际上，许多紧文化中的人接受这些限制。皮尤研究中心200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80%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互联网应该由政府管理或控制。这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趋势：紧文化中的人认为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维持秩序，他们支持那些能做到这一点的强势领导人，即使这意味着牺牲一些个人自由。 由于存在大量的思想碰撞，且鼓励挑战现状，松文化中的文化变革比紧文化中发生得更快。事实上，人工智能专家达娜·瑙、索姆·德和我通过计算机模拟证明了这一点。当我们引入能给群体带来更多益处的新规范时（类似于更好的经济或社会条件），紧文化群体比松文化群体抵制变革的时间要长得多。 除了人工实验室模拟的范畴，紧文化对变革有着强烈的抵触。我经常去约旦进行反恐研究（第十章我会详细讲述紧松文化与恐怖主义的联系）。2016年，约旦教育部推出了一套新的学校课程，旨在促进宽容并减少年轻人中的激进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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