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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疾病与多样性 自从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出现以来，情况一直如此。数千年来，大量人口经常因疾病而死亡。14世纪被称为“黑死病”的瘟疫至少夺走了7500万人的生命。17世纪，斑疹伤寒夺走了超过1000万人的生命。拿破仑统治时期，黄热病导致数万人死亡。18世纪末，一场天花疫情致使数十万人丧生，而20世纪初，西班牙流感造成多达5000万人死亡。事实上，在历史上，如贾雷德·戴蒙德广受赞誉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所讨论的那样，病原体被一些群体带到新的地区时，常常会使那些对其缺乏免疫力的人群全部死亡。 如今，现代医学的进步极大地降低了病原体导致的死亡风险，但社会对于病毒性疾病仍并非无懈可击。据估计，已有约3500万人死于艾滋病，自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结核病为全球紧急情况以来，全球已有超过3000万人死于与结核病相关的疾病。直到今天，仍有数百万人感染疟疾。仅2016年就有超过2亿例病例，疟疾仍是全球范围内的一大威胁。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需要找到应对这些威胁的生存之道。我们的身体通过完善复杂的生理免疫反应做到了这一点。在现代社会，我们同样开发了尖端技术来试图控制病原体，包括抗生素、水处理、传染病建模、基因组学和电子监测系统。在传染病肆虐的国家，甚至饮食习俗也发生了演变，比如在食物中添加具有强效抗菌作用、能杀死有害细菌的香料。 事实证明，严格的社会规范是抵御病菌的另一道屏障。例如，当人们感觉自己更容易受到疾病侵袭时，他们往往会有更强的文化优越感，并且对其他种族群体持更多负面看法，大概是为了避免疾病传播。研究表明，在疾病威胁程度高和婴儿死亡率高的时期，父母会教导孩子听话、顺从。通过限制可接受行为的范围，严格的社会规范有助于遏制疾病传播，并在疫情爆发时帮助人们做出协调一致的应对。相比之下，宽松的规范允许自由行事和探索，可能会促使人们做出危险行为，使他们暴露于致命病原体中，阻碍有效应对。 新加坡对2003年非典疫情的应对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非典疫情爆发后不久，新加坡政府迅速实施了严格的规则，限制人员流动，并采取了一些颇具侵入性的早期检测措施，比如在学校、工作场所和家庭监测人们的体温（向超过一百万人发放了体温计）。甚至在被隔离公民的家中安装了网络摄像头，工作人员会在白天随机打电话，要求他们出现在镜头前，以确保他们没有离家。同样，2009年日本流感疫情爆发后，官员们迅速设立了医疗咨询和门诊中心，以检测和防止病毒传播。他们还临时关闭学校，在机场进行边境筛查，并在城市中建立流感监测系统。 尽管这种程度的监测和限制对外人来说可能显得过分，但它们有助于有病原体爆发历史的国家避免疫情扩散。我研究了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230个地缘政治区域，发现社会规范更严格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土耳其和马来西亚，确实比澳大利亚、希腊、匈牙利和波兰等规范宽松的国家，在疟疾、斑疹伤寒和结核病等传染病方面承受了更大负担。 总体而言，数据表明许多生态和人类威胁—— 灾难、疾病与多样性 从冲突到大自然的愤怒——都与社会规范的严格或宽松相关。事实上，威胁与规范严格程度之间的联系并非只存在于现代国家中，我们在对传统社会的研究里也发现了这一点。当然，实际威胁并非推动规范趋严的唯一因素。在其他情况下，促使社会秩序形成的 “威胁” 可能是精神层面的。几乎所有宗教传统都包含广泛且详尽的禁忌，以防止信徒做出可能危及他们灵魂纯洁甚至来世的行为。根据我们的数据，无论在古代还是当今，宗教往往都孕育着规范的严格性。除了对是非善恶进行规范界定外，对万能上帝的信仰也灌输了与监控摄像头给公共场所带来的类似的严格问责机制。 暂时收紧 社会在经历多年长期威胁的过程中会逐渐变得规范更严格，但我发现，当社会面临突发的集体威胁时——即使这种威胁持续时间很短——规范也会收紧。2013 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造成三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事件发生后，波士顿人展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团结精神。许多居民纷纷赶到爆炸现场，帮助那些失踪或受伤的人。一些马拉松参赛者跑过终点线后，径直前往最近的医院献血。这场悲剧发生后，“波士顿坚强” 成为了这座城市凝聚力、力量和骄傲的象征。 我在波士顿开展了一项实地研究，以检验这座城市的文化规范是否因该事件而收紧。那些表示受爆炸案影响最大的人，确实更倾向于认为美国需要更严格的社会规范。他们还表示，美国的生活方式需要得到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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